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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之父”的传教士——狄考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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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考文，国际学界及基督教界公认的近代美国来华著名传教士、教育家、翻译家，是19世纪教会教育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所创立的文会馆的课程设置模式在教会学校中具有一定典型性。 狄考文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坎伯兰县，但狄家不久就加入前往中西部拓荒的行列，因此他的童年是在不断迁徙与充满挑战中度过的；加上他又是家中长子，帮助父母克服困难的机会最多，因此锻炼出他健壮的身体、倔强的个性、坚韧的毅力和凡事自己动手做的习惯，而这些素质都有助于他以后来华的传教生涯。 大学和神学院读书时，在当时美国席卷全国的宗教复兴运动的感召下，他确定自己要做一名海外传教士，到异教国度去撒播基督之爱。几经周折，他选定并最终达成了到中国的心愿，临行前，他向国内的同行们郑重宣告：“我已决定把一生献给中国；我期望住在那里，死在那里，葬在那里。”狄考文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863年7月3日，他偕新婚半年的妻子在纽约登上了远赴中国的帆船，历经5个多月的漫长艰辛海上旅程，于是年12月16日抵达上海。 稍作休整后，翌年1月到了山东登州（今蓬莱市），自此直到1908年9月28日于青岛福伯医院去世，狄考文在中国山东生活和工作了整整45个年头，死后葬在了烟台毓璜顶美国北长老会墓地，实现了他年轻时的诺言。 狄考文在中国生活的近半个世纪时间，恰恰也是中国社会经历痛苦蜕变的时期，他亲历了这一蜕变过程，也为这一蜕变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晚年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有着美好的未来。我很高兴有机会做我所能做的使她迈向美好未来的事情。”狄考文年轻时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也信守誓言艰辛备尝兢兢业业忘我奋斗至生命的终点，那是从宗教信仰出发，决心向中国传布上帝之爱，引导中华归主，但在他给中国带来了基督福音、上帝之爱的同时，他也给中国带来了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现代文明。 狄考文不但是一位传教士，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对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贡献尤大。他创办的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在清末中国教育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京师大学堂最初选用的西学教习，只有一名不是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山东大学堂更是登州文会馆的部分外籍教师和学生仅用一个月时间办起来的；在兴办现代学堂热潮中，登州文会馆的学生供不应求，纷纷被各省聘任为大、中学堂教师，“踪迹所至，遍十六行省”（王元德、刘玉峰：《登州文会馆志》，广文学校印刷所，1913年刊行，第4页）。 除了办教育率先为中国引进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制，培养了一批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做出贡献的人才之外，他还为驻地及附近百姓和熟悉的商人设计制造或联系购置了煤球机、麻绳机、织麻袋机、打谷去壳机、磨麦粉机；购置和制作了大量现代高等教育所必需的各种实验设备；先后独自或督率他人译编了大量各级各类现代学校教科书。 在办学过程中，狄考文积极从事新式教材的编写工作，先后出版《形学备旨》、《笔算数学》、《代数备旨》等教材，其中《笔算数学》先后修订、重印达 30余次，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他首次采用阿拉伯数字、加减号等国际通用符号，并将阿拉伯数字直接运用于算式，这在近代中国数学界由中算向西算过渡的过程中占了重要的地位。 在课程建设方面，狄考文按照西方科学、中国经典和宗教指导相结合的课程结构；在西方科学方面，登州文会馆设有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理学、天文学、地质学等课程。其中数学包括代数、几何学、三角和微积分，另外还有测量学和航行学，这些科学课程在当时中国的学校中是处于领先地位。 狄考文不仅重视科学课的教授，并且也重视学生的实验能力。学校经常举行地理知识旅游、天文观察、物理实验等。早在狄考文在美国休假期间，积极为文会馆筹备理化实验室，他从一家光学仪器厂得到一架10英寸的天文望远镜，还从一家电业公司那里募到一套发电设备，此外他还收集了一些图书仪器。除了来自美国的设备外，文会馆实验室中的大部分仪器设备都是由狄考文自己设计制造的。他还教学生一起来制造仪器，学会做实验。文会馆的学生从科学课程和实验室的实习中，得到了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的许多新鲜事物，对于学生及整个中国社会都有一定的启蒙影响。在狄考文的潜心经营下，登州文会馆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上都令当时的基督教学校难望其项背。 1877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全国性的宣教会议，狄考文在大会中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教会教育的演说，受到与会人士的肯定，被认为是宣教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他认为教会学校的目的，不仅在于训练传道的人才，也在培养一些能将西方的科学与文艺介绍到中国的人才，而欲达此一目的，则教会学校的素质必须提高，同时必须重视科学教育，以此来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科学知识是当时接触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媒介，而只有透过知识分子才能影响到整个中国社会。 这个演说受到大会的重视，于是大会推选丁韪良、韦廉臣、狄考文、傅兰雅、林乐知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编译一套适合教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其中有关科学的书籍，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也许是以中文写成的第一批科学教科书。 其实，早在狄考文初抵山东的时候，他就开始注意到科学教育对中国的重要。他曾经向美国订购各种科学实验的器材。1874年，在另一个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协助下，狄考文在烟台举行了一次化学实验的表演，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兴趣，这次表演给李提摩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后来也以类似的方式在山西省介绍科学知识，而且还称狄考文是“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之父”。 狄考文在华45年中，仅三次回美国度假，均受到美国政府与民众的拥戴追捧。在三次回国期间，1880年，汉诺威大学授予他神学博士学位。1888年，伍斯特大学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02年，华盛顿大学和杰斐逊大学同时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狄考文去世后，英国浸礼会评价说：“他是一个成功的教育者、良好的管理者、有力的布道者、杰出的学者。” 近代来华传教士作为来华西人中的特殊群体，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与研究。郭大松教授继2008年出版译著《中华育英才——狄邦就列传》（中国文史出版社）后，又与崔华杰合作翻译出版了《一位在中国山东45年的传教士——狄考文》（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3月版），使狄考文夫妇对中国人的爱心和贡献能够比较完整的呈现在21世纪的中国人面前。 参考资料： 1. 魏外扬：《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2年3月版。 2. 魏外扬：《中国教会的使徒行传——来华宣教士列传》。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年7月初版。 3.费丹尼著，郭大松、崔华杰译：《一位在中国山东45年的传教士——狄考文》。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3月版。 4. 王忠欣：《传教与教育》。 5.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