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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济南呼唤老舍纪念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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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烟台集邮专家王景文畅谈完烟台开埠前后的邮政变迁后，王老家中书架上琳琅满目的有关烟台古籍引起了YMG记者的兴趣，其中王老最为珍视的，莫过于三本全部线装、页面已有些泛黄的《笔算数学》。“这是登州文会馆的数学教材，是我早年在蓬莱农村无意间搜集而来的，品相保存得相当好。虽然只是文会馆的小学课程，但如今一些中学数学的课程都包含在内，且非常重视实用性。光绪年间中国的主流教育模式仍是四书五经、科举应考，这样一部纯粹的笔算课本，在我国教育史和自然科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王老一提起登州文会馆，记者立刻回忆起烟台开埠系列报道3月在北京首站采访时，著名历史学者阎崇年对家乡的登州文会馆念念不忘，一再提及这座海内最早的高等学府的首创身份。这座开创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先河的学府究竟在教育史上有着怎样的地位？最初有着怎样的学制、师资和学生？与烟台开埠有着怎样密切而深刻的联系？百余年来又是如何发展演变？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蓬莱地方史研究、对登州文会馆自肇建至迁址谙熟于心的蓬莱历史文化研究会蔡志书先生，为记者详细破解了上述疑惑。 教职员工最初仅4人 比北大早成立14年 1863年，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坎伯兰县、毕业于名校杰弗逊大学的年轻人与妻子和同事一行四人从美国搭乘一艘载重仅900吨的普通轮船航行了166天到达上海，后转途烟台，于烟台开埠后的第四年——同治三年（1864年）1月抵达登州，他的名字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来中国之前的身份是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这一年7月，太平天国都城天京被湘军与洋枪队攻陷，洪秀全病死，李秀成、洪仁玕等天国骨干相继被害，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此告一段落，但基督教却随着长达1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大地逐渐传播开来，狄考文来到烟台，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偶然却必然的事件。 “最早来到登州的传教士并不是狄考文夫妇，而是传教士倪维思夫妇，四人经过商计，在登州城北一座破观音庙（今蓬莱城石岛福乐堂），办起了登州蒙养学堂，招收了6名从未读过书的男孩。当时的大户人家并不愿意接受西式教育，成为教会下设的学校、医院的教育和诊治对象的，多半是贫苦人家的孩子。狄考文讲授笔算数学和物理、化学，其妻子狄邦就烈教音乐和地理。该校的全部教职工只有4人，即狄考文夫妇、1名儒师和1名为师生做饭的老太太。” 1872年，狄考文在蒙养学堂的基础上，扩大校舍增加课程，称前3年为备斋，后6年为正斋，“正斋视高等学堂之程度，即隐括中学与内，备斋视高小学堂之程度，而隐括蒙学与内”。1876年，借蒙养学堂首届毕业生毕业之际，学堂“取以文会友之意”，正式定名为“文会馆”，英文校名为“登州书院”。文会馆第一批学生毕业（学制12年），最初的六名学生仅有3人毕业：邹立文、李青山、李秉义。狄考文宣布三人为这座‘大学’的首届毕业班。后来的齐鲁大学学生，便以这3位学生为他们的第一届校友。1884年，美国北长老会授权登州文会馆办大学。无论从当时中外文献的记载、学校的师资力量以及资格认证角度来看，登州文会馆不但是近代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而且是当时“最好的大学”。它比号称中国第一所教会大学的上海圣约翰大学（1892）早了8年；比北京汇文书院、通州潞河书院（两院后合并为燕京大学）早了十几年；比号称中国政府办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1895）早11年；比《辞海》称作“我国最早的大学”——京师大学堂（1898，今北京大学）早了整整14年。 东西文化激烈冲突 狄考文曾险遭刺杀 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在狄考文刚到烟台时不止一次发生：蔡志书介绍，狄考文虽然来烟后几个月就学会了汉语，但当时交通不便，只能靠骑驴或步行巡回传教，随身携带一把铁勺、一小瓶食盐等物品，以及他能够承载的宗教书籍。每次外出传教，都要花费三四个月的时间。1864-1873年间，狄考文在山东大地上骑驴或步行走了15000英里，访问了190多个村庄和城镇。狄考文曾先后在登州、胶州、黄县、济南、泰安等地旅行布道，但在数十年的布道过程中，只赢取了不多的教徒。 狄考文的授课，为贫苦阶层打开了知识之门，但也并非全无回报的公益事业：虽然学生的学习用品、校服、生活用品以及归家路费都由狄考文包办，但入学条件是必须住宿，坚持学完6年课程，才能回家结婚就业。而学生毕业后，必须传教3年，才准许做其他工作。经济上的控制，思想上的束缚，使他们不得不完全听学校安排。 更激烈的冲突，来自于基督教和山东大地开枝散叶两千余年的儒家礼教的分歧。蔡志书讲起了一段颇令人深思的往事：“狄考文来烟适值二次鸦片战争后，备受兵火之苦的烟台民众对洋人的排斥情绪异常强烈，下乡传教经常受到唾骂和石子攻击，许多人把狄考文所传授的自然科学知识视为异端邪说。狄考文来华时带着一把左轮手枪防身，一次前往青州府的路上遇到一群正在占卜的群众，与围观的一位算命先生当场辩论并发生争执，后者拿起一把长矛要刺杀狄考文，而狄考文也拔出了手枪，双方险些发生流血冲突，最终不欢而散。” 从文会馆到山大西区 大学之路绵延127年 成为中国最早的省办高等学府后，登州文会馆在19世纪末的发展颇不平静：1887年，狄考文的工作房和理化室大体完成，设备方面有锅炉、蒸汽机、柴油机、电动机、发电机以及木工和锻工所应有的一切工具；化验室有各种药品、药水，还有瓦斯灯（后有了电灯）、烧焊用具、各种电池、显微镜、望远镜等。然而，就当文会馆陆续毕业了百余位大学生后，庚子年（1900）义和团运动爆发，登州文会馆一度因山东强烈的反洋情绪而停办。 蔡志书介绍说：“转过年来，清政府实施新政，慈禧接受九大臣动议发布‘变法上谕’，当年七月下令废除旧八股。八月又下令把各地书院都改为学堂，并要各省设大学堂。但清政府政策调整太快，地方巡抚多半都持观望态度，惟有在戊戌变法中得势、政治嗅觉灵敏的山东巡抚袁世凯是个例外，他在山东任职时曾参观过登州文会馆，与狄考文和继任校长赫士私交甚笃，甚至袁世凯的新军修械所技师都是狄考文的学生，故而向慈禧建议广建学堂，并盗用登州文会馆办学的方法、条规，采用文会馆的课本、教材及教学仪器设备，参照文会馆办学的各项经费开支编制预算，篡改为袁的《试办章程》奏报清廷，冒功领赏，并恳求狄考文和赫士帮他创办山东大学堂。”当年十月，山东大学堂（今山东大学）在济南泺源书院（现济南泉城路省统计局地址）正式开学，成为全国首座省办大学。 袁世凯的邀功请赏，得到了慈禧的嘉奖批复：“立即仿照举办，毋许宕延。”全国各省除贵州外都遵照清廷严令，纷纷仿效山东办学的经验，争聘文会馆毕业的学生为教习。而狄考文的继任者赫士也被清廷礼聘，制定全国的办学规划、方针、政策以及各种规章制度。1904年，登州文会馆作为“先进典型”，与英浸礼会在青州的广德书院迁至潍县，合为“广文学堂”。1917年，潍县广文学堂、青州共合神道学堂迁来济南，并入共合医道学堂，结束了1904年以来四科三地的分散局面。同年，南京金陵大学的医科和汉口“大同医学”两校师生，也并入济南共合医道学堂。并筹巨款200余万元，在当时济南市南关新建门外建筑校舍，正式定名为齐鲁大学，对外和在教会内部仍称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1952年9月，在全国院校调整中，齐鲁大学被解体——神学院和国学研究所撤销，文理学院所属系科，划归青岛山东大学（今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和济南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农业专科划归济南山东农学院（今山东农业大学），保留其医学院更名为山东医学院，校址由山医接收，今为山东大学西校区。学界曾有“南齐北燕（燕京大学）”之称的齐鲁大学存在了35年。尽管如今的登州文会馆旧址因战争和城市变迁而被改造成了民房和市场，但127年来，登州文会馆的分支却在山东大地愈发茁壮，更成为全国最初高校师资力量的重要贡献者。 笔算仅是首创之一 皇宫电灯由烟台引入 登州文会馆147年的风雨历程告一段落，王景文老人珍藏的已逾“百岁高龄”的《笔算数学》的历史价值，也随着采访的深入而愈发凸显。 “这部《笔算数学》，是狄考文在登州文会馆用于备斋阶段（即小学水平）的数学教科书，由他本人及文会馆第一届毕业生邹立文合著，光绪十八年（1892）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该书共3卷24章，2876个问题。以翻译西方算术知识为主。编排体例大致以定义、定理、例题、习题为序，内容除整数、分数、小数的四则运算之外，还有利息、保险、赔赚、粮饷、税饷、乘方、级数、差分等等。”王老介绍说，“整部著作比较注意数学知识的逻辑性与数学教学的实际要求，所用数学术语及符号也比较规范。虽说相当小学水平，实际程度却超出甚多。先后修订、重印达30余次，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他首次采用阿拉伯数字、加减号等国际通用符号，并将阿拉伯数字直接运用于算式，这在近代中国数学界由中算向西算过渡的过程中占了重要的地位。” “在科举当道的光绪年间成书的《笔算数学》，是我国教育史上最早的笔算课本（以往是心算和珠算），并首次将阿拉伯数码引进中国教材，特别有趣的是，狄考文把阿拉伯数字按照中国古老的竖写格式使用（见图中讲多位乘法之书页），奠定了我国清末乃至民国编写小学算术教科书的基础。”王景文提到，在李俨等所编的《中国数学史》中，也记载了这段史实。 其后文会馆时期的讲义出版问世的，除《笔算数学》、《乐理启蒙》等外，还有狄考文编的《代数备旨》、《形学备旨》（几何）、《振兴实学记》、《理化试验》、《电学全书》、《电气镀金》、《测绘全书》、《微积习题》等。狄考文继任者赫士编有《对数表》、《声学揭要》、《热学揭要》、《光学揭要》、《天文揭要》、《是非学体要》（逻辑）。从这些书名中可以看出文会馆理科课程的基本内容。这些教材虽然都是以西方原著为蓝本，但颇能结合中国的实际，使人易于接受。在缺乏新课本的时期，各地书院多乐于采用作教科书，名校教员也用来作为教学参考。狄考文妻子狄邦就烈出版的《乐法启蒙》，首次将五线谱引入中国教材，并将七个音符首次用汉字“多、拉、米、乏、所、拉、替”标明唱法。而在登州文会馆之外，1887年，美国传教士梅礼士同继室夫人汤浦生在登州创办了我国第一所聋哑学校——登州启喑学官（即现在烟台市聋哑学校的前身），1914年梅夫人率领学生赴朝鲜召开远东聋哑大会，她们的创新教学法当即在会上教会了3名朝鲜聋哑儿童相互视唇型而动态说话，被誉为“烟台教学法”，会后被推广到东亚各国；1861年6月，北美基督教长老会派倪维思博士和夫人到登州，购买残破的观音堂，创办了山东第一所女学堂——登州长老会女子寄宿学堂，第二年招收两名女生开学，此举比清政府颁布的《学部奏定女子小学章程》早46年。 而始于登州文会馆的“首创”，并不止在教科书层面，蔡志书提起了一段趣事：“1881年5月袁世凯到登州投靠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时视察登州文会馆，第一次见到了电灯，啧啧称奇，其实非但袁从未见过电灯，连紫禁城里都没有。后来袁世凯藉小站练兵发迹，便向慈禧太后动议在皇宫中引进电灯，这也是登州文会馆对中国近代化进程间接的贡献。”除去国内首次引入电灯，文会馆还在登州首次引进苹果花生和编制西洋花边、发网（妇女头饰）技术；在全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先推广阿拉伯数字及+、-、×、÷等国际通用运算符号；国内首次创办山东最早的报纸《时报》和乡村邮政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