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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你不知道的那些事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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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编这一部《史料拾穗》，又为何取名“史料拾穗”，该向大家作一个交代。笔者出生在一个“影像世家”，对此略作说明：
1839年照相术诞生。 1841年照相术传入中国。 1846年笔者父亲的祖父孙世兴在山东掖县槐树里头村出生。 1864年一对年轻的美国夫妇——狄考文和美丽的妻子狄朱莉娅，从纽约出发，辗转6个多月到达山东登州。他们在一所荒废的庙院里创办了中国教育历史中第一所“洋大学堂”的前身——男童学校，取名叫“蒙养学堂”。这对年轻的洋人在带来外域文化与教育思想的同时，把照片也带到了登州，从而使登州人第一次看到照片这洋玩意儿。 1868年孙世兴得子，长子孙熹圣出生。 1877年，在蒙养学堂创办13年后，第一届学生毕业——仅3人。学堂更名“登州文会馆”。 1882年登州文会馆大学部诞生，为吸引中国学生入学，招生者用三样洋玩意儿作招揽：（1）望远镜；（2）显微镜；（3）人像照片。被这三样洋玩意儿所蕴藏的神奇的科技吸引，年轻的中国学子们纷纷投向此门。他们在入学后不仅第一次知道“几何”、“三角”、“化学”、“物理”、“光学”等等名词，而且第一次看到阿拉伯数字“1234567890”！在此之前，中国人对于数字只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为此，有学者认为，阿拉伯数字在中国的山东登州“登陆”，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真正开始！ 1886年年轻的孙熹圣被三样洋玩意儿所吸引，考入登州文会馆，并结识女同学隋心慈（后来他们成为夫妻）。其后，孙熹圣的五个弟弟先后考入登州文会馆。 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为何会不远万里跨洋越海来到中国，而且选择山东登州作为他们一生事业的起步之地？据笔者的祖母孙隋心慈讲，这源于在狄考文充满幻想的中学时代，一位教师给他讲过很多有趣的中国故事。教师告诉他中国很少有人礼拜上帝，却在崇拜“圣人”！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名叫山东，中国的“文圣”孔子、“亚圣”孟子、“武圣”孙子、“书圣”王羲之，都诞生在这片土地上。 1888年南京汇文书院成立，后来官拜二品的大文豪——加拿大洋人福开森出任院长。 1892年孙熹圣和隋心慈毕业。在学期间，光学课程中，教习用照相机演示“光学成像”的原理；化学课程中，教习用照片演示“化学成影”的原理；在其他课程中，教习用照片做教具帮助学生了解欧美列国的物产地理和人文风情。这使孙熹圣、隋心慈对照片和照相术产生兴趣，二人开始接触照相机并学会使用。1886至1892年间孙熹圣和隋心慈有了自己最早的照片。 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日本逼我国大举赔款，面对对外惨败的国运，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大思考——风起云涌的西学运动由此启动。 1895年“cinema”在法国巴黎诞生。 1896年“cinema”在上海“登陆”，舶入中国。 1898年，中国历史翻天覆地的一年，这一年里：“百日维新”兴起并失败；废八股；华夏大地上第一次大批寺庙变为学校的运动启动；设立翻译局；设立专利局；满族子弟大学外语并大量出国游历考察；大量洋玩意儿，被来华洋人和出洋归来的中国人带进中国。 对中国电影历史来讲，1898年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cinema”第一次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在这个人类第一人口大国的国土上拥有了百分之百的中文名字——“电影”！“cinema”在这一年舶入登州文会馆，洋教师不仅安排弟子孙熹圣帮助自己按说明书操作放映和拍摄，还安排孙熹圣为“cinema”译出中文名，“电影”一词由此在中国诞生——诞生地为山东登州。随着孙熹圣后来的南下南京，以及孙熹圣在登州文会馆的同窗们北上成为京师大学堂的“建校初师”群体，“电影”一词，先后在北京和南京，以北京京师大学堂和南京汇文书院为基地得到传播。登州文会馆一群早期毕业生到北京参与创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后，中国人开办、中国人说了算、拥有大量中国人担任教师的大学在中国诞生。清政府为创办京师大学堂，聘登州文会馆西学教习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丁韪良带登州文会馆毕业生刘永锡、仲伟仪、于志坚、王长庆、綦鸿奎、连英煌、朱葆琛等8人担任西学教习赴任。“电影”一词随9位原登州文会馆学者北上京师，从而在北京传播。 1899年12月，义和拳在山东爆发，登州文会馆小遭摧毁。 1900年，义和拳在北京爆发，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爱迪生在北京用电影记录了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今天在北京参观电影博物馆的观众均可看到这部电影）。 1901年，已成为孙熹圣妻子的孙隋心慈，用没有自拍功能——甚至连快门都没有的相机，用自己创造的方法，为自己和丈夫拍摄了第一幅“孙家百年自拍照”。 2005年该照片被评为“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002号并载入中国摄影史。 孙隋心慈简介 孙隋心慈：女；我国早期倡导视觉教育的学者。曾就读于登州文汇馆大学部——齐鲁大学前身。她对大学课程中的天文学、文学、化学、测量学等课程特别喜爱，尤对光学课中的照相痴迷。她创造了适合各种不同相机自拍的方法，并自拍了大量与各种人的合影。孙隋心慈在济南、南京担任小学和中学校长时，大力鼓励教师在课堂教育中使用照片辅助教学，成为我国校长中早期重视视觉教育的倡导者。 《我家第一幅自拍照》摄于1901年1月。一天，丈夫孙喜圣拿回一架照相机，对心慈说：“我给你拍一张照片好不好。”心慈答：“拍一张合影吧。”丈夫说：那我请一个人帮我们拍吧。心慈说：不用，我要自己想个办法拍合影。她用一天多的时间，反复试验，终于搞出一个办法成功地拍摄出了第一幅自拍照。她当时使用的方法是，把照相机置于树下，用细绳挂一洋线轴于镜头上方，将一块黑长毛绒一头固定在相机上，另一头用细绳连接，挂两个铜铃为坠，细绳的另一头通过挂在树上的线轴连接在作者坐的凳子腿上，剪下一块同镜头盖一样大的黑长毛绒缝成的圆圈，把圆圈缝在黑长毛绒上，放下黑长毛绒，在铜铃的重力作用下圆圈正好套在镜头上把镜头盖好。拍摄时，作者用脚向下踩绳，绳通过线轴把黑长毛线上拉，镜头开启，开始暴光，心中数5秒，脚放开绳，铜铃下坠，把黑长毛绒下拉，将镜头盖好，完成拍摄。当时使用的是法国制无快门固定焦距摄影机，原底片为玻璃干板，感光及低，上午9时至下午4时之间拍摄暴光时间长达5秒。原底片文革间失踪。 山东巡抚袁世凯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现代省级大学——山东大学堂，即由当时文会馆馆长赫士率领文会馆美籍教习4人、早期毕业生教习9人、新毕业生8人、汉文教习2人，按照登州文会馆的模式用一个月时间创办起来。随后，慈禧颁发诏令，命各省立即仿照山东举办新式学堂。为办新式大学堂，一时间，登州文会馆毕业学生供不应求。踪迹所至，遍及十六行省。由于各省创办大学需要师资太多，文会馆毕业生数额有限，穷于应付，后来连肄业生也被请了去。随着登州文会馆毕业生赴各地任教为师，诞生于登州文会馆的“电影”一词在后来的时日中于华夏大地得以广传。 1903年，孙熹圣受邀到南京汇文书院短期任教，将“电影”一词带到汇文书院。他发现汇文书院不仅有一套“电影机”（早期电影机为拍摄、冲洗、放映一机三用），而且还有很多电影节目可以放映。于是，他把电影机搬进了教室放映，开“教室电影”的先河，而且还在周末的晚上，组织同学放映电影用以娱乐，在中国开“校园电影”和“周末电影”的先河。在南京他结识建筑家陈烈明——大教育家陈裕光之父。 1910年，南京汇文书院等三家美国人创办的书院合并发展为南京金陵大学，孙熹圣受邀落户南京长期工作，和陈烈明、陈裕光父子成为至交。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熹圣得子，孙明经（笔者父亲）在南京出生。陈烈明长子陈裕光中学毕业，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博物馆）。 1912年，笔者母亲吕锦瑷在山西交城县陈村一个乡村教师家庭出生。 1915年，李石增、蔡元培、吴稚晖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南京金陵大学新校舍建成第一栋大厦——理科大楼，并在大厦南侧建成我国第一处专用“校园电影放映场地”。 1917年，经范源濂举荐，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一系列教育改进新思想，北京大学一派新气象，马克思主义思想被引进北大。 1918年，后来在1930年起草我国第一部电影法律的郭有守考入北京大学法科，成为蔡元培的得意高足。他不仅在北京大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还在北京第一次看到电影并对电影产生强烈兴趣。 孙明经初小毕业，用母亲创造的方法，手持文凭拍摄了他和父亲的自拍合影。从这一年开始，孙明经得到父亲世交的长子——比自己大8岁的陆长顺大哥的指导，开始学会使用多种照相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诞生，郭有守初露锋芒。 在美国创造用电影大规模推广农作物新品种种植的大农学家郭凤仁（T. B. Griffing）受聘来华，以金陵大学为基地在长江南北广大植棉地区推广良种棉花。郭凤仁不仅从美国带来多部教农民如何种植良种棉花的电影节目，而且带来电影放映机、摄影机、洗片机、剪接机，还带来了生胶片和洗印电影胶片的药品。金陵大学农科派3位高年级学生周明懿、邵仲香 、章元玮担任助手。 1920年，周明懿、邵仲香、章元玮在郭凤仁教授“只动口不动手”的指导下，拍摄出中国第一部教农民科学种植良种棉花的电影。此后，三人在郭凤仁带领下用这部电影做教材，在长江南北广大植棉区教棉农种植良种棉花，历时多年，改变了我国本土棉花不能用于现代棉纺工业的民族悲剧。这部电影对年幼的孙明经未来的人生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21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由此开始翻天覆地的变化。蔡元培等学界泰斗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推进中国的教育改进。 1922年，陈烈明长子陈裕光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毕业，获化学博士学位，被中国教育总长范源濂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建校筹委会两干事之一，并预聘为北京师范大学理化系系主任、校教务长。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蔡元培送郭有守赴法国深造，在法国攻研法律、经济、政治的同时，开始在电影的诞生地钻研有关电影的学问。 1923年，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不久校长范源濂去职，全校教授公推陈裕光代校长，主持新建的北师大校务。陈裕光此前从未担当过学校行政，为了建校大政他不断请教办教育经验丰富的蔡元培，从此二人开始交往。 1924年，陈裕光参加教育改进运动，蔡、陈二人提出：“为提高和改进我国大学教育水准，当把美国运用电影于教育的成功方法引入我国，并培养会运用电影于教育的教师……” 1925年，陈裕光回母校南京金陵大学任化学教授。 1926年，陈裕光任南京金陵大学文理科长，孙熹圣携立志要做一辈子电影研究的儿子孙明经登门求教，陈裕光为孙明经设计培养计划，并对孙明经讲：“中国没有电影高等教育专职教师的历史，自小弟大学毕业时为止……” 1927年，北伐成功，蔡元培创建大学院并受命担任大学院院长。 陈裕光受命担任南京金陵大学校长。 孙明经考入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化工系。 陈裕光决定把孙明经培养成中国第一位专职大学电影教师，并为孙明经设计了培养计划。 孙熹圣和妻子孙隋心慈得知儿子不久后将成为中国的第一位专职大学电影教师，两位学者开始对未来中国大学电影教育的课程内容作了初步的思索与研究，并着手构建“中国电影学”的最初模型。 1930年，南京金陵大学建立科学电影教育委员会，批量引进、译制美国柯达公司出品的教育电影，用于教学并在国内推广。 孙明经学满化工系学分转入电机系，并以勤工俭学大学生身份受聘担任电影教育委员会书记员。 中共地下党员郭有守起草并发布我国第一部电影法令《电影检查法》，为三年后开始的左翼电影运动创建法律依据。 1931年，在蔡元培、郭有守师生的推动促进下，国民政府建立“电影检查委员会”。郭有守成为该委员会7位委员的精神领袖，是该委员会的创建者，同时领导电影检查委员会强制推行《电影检查法》。 九一八事件爆发，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全国规模的救亡运动初起。 陈裕光邀请蔡元培到南京金陵大学为电影教育委员会做“电影与教育”的学术演讲，蔡元培携弟子郭有守抵达，在演讲中提出：“得电影者得人心……得儿童者得未来……”孙明经担任书记员，记录并整理了蔡元培的演讲，整理稿得到蔡元培和郭有守的赏识。从此，蔡元培和郭有守开始培养孙明经，并逐步把孙明经视为弟子。 蔡元培、郭有守、陈裕光布置孙明经收集整理与电影教育过去、现在、未来有关的一切“文件”、“文献”、“史料”及“实物”，“以备我们民族有一天需要梳理中国电影教育历史时有所依据”。 孙明经学满电机系学分转入物理系。 1932 年，郭有守联合第三国际红色间谍陈翰笙，动员蔡元培的门生故旧以及自己在北大时的同学老师、国府高官、留法同窗、电影公司老板共90人，共同发起于7月8日成立并由蔡元培担任第一届主席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成立大会时孙明经被郭有守安排担任书记员助手，为大会做了记录。大会结束时郭有守安排孙明经和照相馆人员一起为参加大会者拍摄大合影，结果孙明经拍的比照相馆好。 郭有守被蔡元培推到“中国电影第一人”位置，郭有守担任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唯一的驻会常务执行委员，主持日常会务。 在蔡元培和郭有守的倡导与控制下，中国教育电影运动开启。 蔡元培向陈裕光建议，南京金陵大学可否用“摄影机参与国情调查作些尝试”。魏学仁布置孙明经为“用电影摄影机参与国情调查”作技术和器材的准备。 国民党中央管理电影最高机构——国民党中央电影股成立，张冲参加电影管理工作，郭有守和张冲联手为“左翼电影”的诞生做准备。 吕锦瑷被保送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化学系，她立志要亲手制出“中国造”的照相感光胶片来改变中国人不能制造感光胶片的历史。 孙熹圣病逝。 教育部正式发文件，郭有守赴欧洲考察教育与电影。 1933年，日军进攻我长城守军，惨烈悲壮的长城保卫战开始，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日军未能越过长城。 中共电影小组成立，夏衍等人参加电影工作，“左翼电影”诞生。郭有守为推动左翼电影的发展，创建为左翼电影评奖的机制，举办第一届国产电影比赛。夏衍进入电影界后的第一部电影《狂流》，被郭有守评为总分第二名，开国产电影得奖的先河。评奖活动中，郭有守安排孙明经参与文秘工作。 郭有守在欧洲考察教育与电影后归国，将自己在考察途中起草的《中国电影年鉴》编纂大纲交孙明经抄写、摹摄（翻拍）并分发。 孙明经与吕锦瑷相识。 1934年，为推动左翼电影运动的健康发展，郭有守举办第二届为左翼电影评奖的国产电影比赛，夏衍在电影生产一线领导创作的左翼电影《姊妹花》被评为第一名，评奖活动中郭有守安排孙明经参与文秘工作。 郭有守著文《二十二年的国产电影》（民国二十二年即1933年），文章对左翼电影和生产左翼电影的电影公司逐一盘点表彰，他亲手禁演21部国产电影，为1933年生产的26部左翼电影腾出市场空间。 孙明经尝试“用摄影机参与国情调查”，在恩师杨简初教授带领下，用39幅照片配15000字，完成《参观京沪沿线各大电厂及新兴工业漫记》，图文并茂并得到蔡元培的赞扬。 孙明经作为杨简初的助手，参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电视原理样机，杨简初决定——今后在教学中用中文“电视”一词对应英文“television”。 孙明经开始对电影和电视的同步研究。 孙明经于金陵大学毕业并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学士学位。 孙明经和吕锦瑷被恩师魏学仁聘为助手，在苏州参加拍摄电影《苏州园林》。在这部电影中吕锦瑷第一次登上银幕展示了中国新式女大学生的风采，孙明经第一次拿起电影摄影机并登上银幕。 孙明经拍摄了郭有守领导“中国教育电影运动”时，在拍片现场视察工作的工作照。 孙明经和吕锦瑷开始恋爱，并第一次自拍合影。 国民党中央管理电影的最高机构，从电影股升格为电影科再升格为电影事业管理处，张冲从电影股总干事升任科长和处长。 胡适撰文、钱玄同书写碑文的巨大的“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建立，此碑在中国抗日历史中被史家称为“中华抗日第一碑”。 郭有守组织100多位著名学者编纂的厚达1038页的《中国电影年鉴》出版，用最权威的文献对中国共产党人以大智慧大勇敢创造左翼电影运动时的历史环境做了全方位的展示与记录，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电影文化环境；电影行政环境；电影教育环境；电影学术环境；电影检查环境；电影法律环境；电影产业环境；电影经济环境；电影评奖环境；电影市场环境；中国电影面临的国际环境；中国电影面临的国内政治环境。 中国电影第一次正式出国参加国际电影展，郭有守和张冲送左翼电影《三个摩登女性》（田汉编剧）、《都会的早晨》（蔡楚生编导）等6部国产电影参加米兰国际电影展会，左翼电影第一次代表中国电影走向国际。 蔡元培口授《电影事业之出路》，强调电影在本体层面的教育属性，并将左翼电影《都会的早晨》举例为中国国产电影的样板。蔡元培定稿后交孙明经誊抄成文。该文出版后成为当时中国电影事业的纲领，同时也成为左翼电影的护身符。 1935年，郭有守发表《我国之教育电影运动》。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和南京金陵大学联合成立“教育电影摄制推广委员会”。 蔡元培、郭有守聘任孙明经担任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唯一电影摄影技师，月薪90元，开始大量摄制电影。 孙明经集编、导、摄、制片、剪接于一身，开始独立拍摄电影，蔡元培、郭有守为在经济上支持孙明经拍电影，专门立法一项，在南京建立“教育电影捐”，从此捐所得中拨款补助孙明经拍电影用。 让中国人感到极度屈辱的《何梅协定》签订，协定规定中国人在公开场合不得说、写、印、唱“抗日”二字。胡适撰文、钱玄同书写的“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碑文被钢筋水泥封闭，傅作义被迫将“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改为“长城阵亡将士公墓碑”。 郭有守、张冲一日二宴隆重送出左翼电影《渔光曲》、《大路》、《桃李劫》、《春蚕》等7部电影代表中国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展会，影展会中《渔光曲》得第九名。 孙明经应郭有守安排，组织策划并任编剧的农村题材有声电影《农人之春》，被郭有守和张冲送到布鲁塞尔，参加国际农村电影比赛，得特等奖第三名，开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电影比赛正式得奖的先河。 遵恩师蔡元培、陈裕光、魏学仁指示，孙明经在金陵大学附属中学开设电视课程，并在教育部备案。 1936年是中国多事多难的一年，中国电影高等教育为救亡而诞生。 1月： 日军占领塘沽车站； 宋哲元就任河北省主席； 日驻华武官于天津会议决定“请增加华北驻军”； 媒体报道 “传内蒙宣布独立”； 教育部组织特委会研究“国难时期教育方案”； 教育部宣告“国难时期教育宗旨”。 2月： 郭有守起草并公布“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推行教育电影办法”，“救亡与电影”的口号提出； 日本提出“华北驻军将增加一倍”； 日本东京军人政变，军国主义势力大大抬头； 郭有守起草、公布、推行教育电影实施办法，先在沪杭、京沪、京芜、淮南四条铁路沿线学校举办； 日本新内阁成立，陆军军费预算大大增加。 3月： 田汉编剧的左翼电影《凯歌》隆重上映，场场爆满，好评如潮； 日本陆相公布扩军计划——增大驻华兵备预算； 行政院公布“国难时期教育方案”，“播音教育”、“电影教育”提上国家日程。 4月： 蔡元培致信燕京大学代校长陆志伟，请派新闻系美籍教师赴陕北拍摄共产党。 5月： 6 月19日将发生日全食，世界各国纷纷组建规格很高的“日食观测委员会”，在此影响下，1935年成立的以蔡元培为会长的“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邀请金陵大学理学院参加。 依斯曼发明彩色电影感光胶片——柯达克若姆（Kodachrome）诞生。孙明经向魏学仁建议开全人类之先，用彩色电影胶片拍摄日全食。 遵师命孙明经和恋人吕锦瑷在金陵中学物理实验室内，在没有发生日全食的条件下，创造出“人造日全食”，并精确测得拍摄彩色日全食电影的曝光数据。 孙明经将蔡元培以“中国日食观测委员会会长”身份，在南京金陵中学校园中布置中国科学家分赴日本北海道和苏联伯力观察日全食的活动拍进电影镜头，这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蔡元培生前留下的唯一一组电影镜头。 孙明经拍摄纪录电影《南京》，并在该电影中为女友吕锦瑷拍摄了美丽动人的镜头。2007年，该镜头被美国著名纪录电影《南京——1937》使用(该电影2007年7月在我国放映，好评如潮)。 6月： 魏学仁赴北海道使用柯达克若姆彩色电影胶片，使用孙明经和吕锦瑷获得的曝光数据，成功地拍摄出彩色日全食电影。这是人类第一部彩色日全食电影，也是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 孙熹圣的学生董牧师，带领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施乐（即埃德加•斯诺）赴陕北中共控制区拍摄采访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 7月： 郭有守、张冲、陈礼江合并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发起“电化教育运动”，“教育电影运动”在我国升格为“电化教育运动”，孙明经受命创建我国电影、播音和摄影高等教育。 蔡元培向郭有守、宗白华、徐悲鸿、孙明经提出“鸟瞰美学”，并为孙明经航拍南京提供飞机，使孙明经成为第一个在“鸟瞰美学”指导下用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创作的中国大学电影教师与摄影师。 南京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成立，孙明经任副主任以及摄制部主任，实际主持工作。 教育部和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合办“教育部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孙明经受命为训练班设计课程并任教，电影高等教育、摄影高等教育和电化教育在我国诞生。从此，孙明经开始他从事电影、摄影、电视、播音高等教育专职教师的生涯。 这一年成为孙明经电影摄制的高产年。 为促进左翼电影的健康发展，张冲主持举办第三届国产电影比赛，田汉编剧的左翼电影《凯歌》以“三分娱乐七分教育”的标准被张冲评为第一名，7位拍左翼电影的摄影师、12位拍左翼电影的编导、9位拍左翼电影的录音师、35位拍左翼电影的演员集体受到奖励。 11月： 傅作义指挥的百灵庙战役全胜，全歼百灵庙日军和伪军守敌。 陈波儿随上海各届慰问团赴绥远劳军。 孙明经拍摄完成国防电影《防空》与《防毒》，两部电影当时在国内影响巨大，孙明经由此声名鹊起。拍摄《防空》时，孙明经登飞机从空中航拍了中国空军的镜头，并在该电影中创造动画和实拍镜头组合运用的电影手法。 1937年，1月： 孙明经赴大同拍摄云冈石窟的电影和照片。 2月： 施乐（即埃德加•斯诺）夫妇在北平燕京大学临湖轩，两次放映他们1936年在陕北拍摄的记录中共和红军的电影，并展示同样内容的照片。观众反应热烈，电影明星陈波儿看片后，产生奔向陕北苏区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3月： 孙明经赴河北定县拍摄完成记录晏阳初农村改革的电影《乡村建设》。 6月： 孙明经受蔡元培、郭有守、陈裕光、魏学仁的派遣，从南京出发北上，一路经徐州—新浦—灌云—淮北盐区—江苏省燕尾港—连云—山东省枣庄，直至故都北平，全程用KODAK特种电影摄影机和120蔡司伊康照相机考察拍摄；在北平应“红色教授”顾颉刚邀请参加1937年西北科学考察团，6月30日出发西进；孙明经为江苏“连云”取名“连云港”，连云港地名诞生。 7月： 孙明经经青龙桥—康庄—集宁—张家口—归绥（今呼和浩特）—武川—包头—达拉特旗—五源各地考察拍摄，其间七七事件爆发，七月底孙明经经北平—大同—太原—石家庄—郑州—徐州返回南京，共拍摄16毫米电影胶片12000英尺，共摄制电影九部：《徐州》、《淮北海盐》、《连云海港》、《中兴煤矿》、《故都北平》、《北平鸭》、《滦州影》、《万里长城》、《绥远省》，同时拍摄120胶卷80个，今残存底片325幅。 10月： 在日机轰炸下，由美国著名学者魏特琳主持，孙明经与吕锦瑷在南京结婚（魏特琳在三个月后的“南京大屠杀”中保护了一万五千多名中国妇女儿童的生命）。 11月： 孙明经、吕锦瑷夫妇随南京金陵大学西迁重庆。 1938年孙明经受钱昌照、郭有守、陈裕光、魏学仁派遣，赴自流井、贡井两地区拍摄电影和照片，完成电影《自贡井盐》、《井盐工业》。当时自流井、贡井分属荣县和富顺县，并无“自贡”地名和建制，孙明经摄制完成《自贡井盐》并广泛放映后，自贡地名由此而来（自贡市于1939年建市）。 孙明经在这次出行中拍摄的《布满井架天车的小城》，于2005年被评为“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015号，和母亲孙隋心慈的摄影作品一同载入“中国摄影史”——20世纪中全球华人仅有160幅摄影作品被评为“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 重庆大轰炸开始。 孙明经开始用电影摄影机和照相机，用黑白片和彩色片记录重庆大轰炸。 孙明经夫妇长女孙建怡出生。 国民政府公布郭有守起草制定的“战时教育体制”，迁入后方的学校开始招生和上课，凡是考上大学的学生，由财政部贷款交学费和生活费。 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在重庆开始招生和上课。 孙明经主持“电化教育专修科”招生，孙明经创建的我国电影、电视、摄影和播音高等教育课程初成体系。 孙明经完成《抗战前夕万里猎影记》编写。 1939年，孙明经编、导、摄、绘、制作完成32分钟长度的动画电影《井盐工业》。 孙明经次女孙建秋出生。 吕锦瑷开始研制“中国人造的”照相用感光底片。 电化教育专修科迁往成都华西坝，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南京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华西大学共五所大学在华西坝成立抗日战争期间著名的“华西联大”。 1939年6月至12月孙明经参加“川康科学考察团”，孙明经的考察路线为：重庆—成都—雅安—天全—荥经—汉源—冷渍—泸定—康定—贡嘎山—八美—丹巴—道孚—炉霍—朱倭—甘孜—雀儿山—德格—白玉—沙马—巴安（今巴塘）—义敦（今措拉）—理化（今理塘）—雅江—康定，然后返回成都。 此次拍摄中，熊猫第一次在孙明经的电影中登上银幕。 此次考察中拍摄电影共8部：（1）《 西康一瞥》；（2）《雅安边茶》；（3）《川康道上》；（4）《省会康定》；（5）《金矿铁矿》；（6）《草原风光》；（7）《康人生活》；（8）《喇嘛生活》。 考察中拍摄照片2200幅，精选后编为10辑：（1）雅安， 100幅；（2）天全—荥经，83幅；（3）汉源—泸定，68幅；（4）康定市内，89幅；（5）康定郊外，84幅；（6）八美—丹巴—道孚—炉霍，100幅；（7）甘孜，100幅；（8）德格—白玉，100幅；（9）巴安，83幅；（10）义敦—理化—雅江，63幅。19岁的甘孜女土司德钦旺姆，为了爱情发动了一场战争，歼灭刘文辉主力24军815团。 1940年，孙明经带学生段天育完成川南雷波县、马边县、屏山县、峨边县考察拍摄。 孙明经赴美考察美国电影与播音教育以及电影与电视事业。 吕锦瑷在成都成功研制“中国人制造”的第一幅可实用的照相干版底片。 孙明经长子孙建三（笔者，后更名为孙健三）出生。 1941年吕锦瑷用自己研制成功的第一幅可实际装到相机上实拍使用的照相底片，在长子孙建三81天时，自拍了一幅自己和儿子的《母与子》合影。 孙明经结识美国动画电影大师迪斯尼，并成为好朋友。迪斯尼把自己的电影无偿送给孙明经，回国后用于教学。 孙明经完成美国大学电影教育考察，写出《大学推行电影教育举例——美国明理速达大学视觉教育服务处概况》①的考察报告。 孙明经的学生区永祥，根据孙明经策划的方案，在甘肃临洮县上空，在20架战斗机保驾下，乘坐战斗轰炸机在5000米云层以上，用电影摄影机航拍了日全食，创“人类第一次航拍日全食电影”的纪录。 以美国明理速达大学为借鉴，孙明经在美国筹款，并倾其家资，在美国购买全套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电影、播音、摄影器材及教具运回成都，使当时地处成都的金陵大学的电影、播音、摄影教学器材达到和世界最先进的美国一流大学同等水平。 孙明经回到成都。 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张冲病逝，中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以空前绝后的规格赞扬和追悼张冲。 1942年《电影与播音》月刊诞生，孙明经创刊并担任主编，该刊在电影、播音、电视、摄影诸学术领域的不少方面表现出和欧美发达国家同步的水准。 大后方医用X光片断档，吕锦瑷应华西医学院要求并得到其资助，研制出“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批医用X光片，随后投入使用。 吕锦瑷应华西大学化学系系主任邀请，在华西大学化学系开设“摄影化学”课，从而成为我国“摄影化学”课程的创始人。 孙明经和恩师魏学仁一起，开始历时三年时断时续的云、贵、川科考拍摄。 驻华美军派军中图片摄影师到金陵大学孙明经门下学习电影摄影，美国国务院电影部对孙明经的教学成果致电表示感谢。 1943年，孙明经发表《电影与动员民众》，吕锦瑷发表《怎样做自己用的底片》。 “灿烂辉煌之巨幅投影电视，五色缤纷之家庭电视影像，二百英里之长距离电视播送。予电影也以刺激与竞争……”——《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吕锦瑷署名文章《电视向电影挑战》。 孙明经发表《摄制电影》译文。 孙明经发表《摄影学上的密度》一文。 孙明经发表论文《色迷》。 《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电影到农村去》。 孙明经将自己战前摄制的《首都风光》、《连云海港》、《中兴煤矿》、《青岛风光》、《故都北平》、《万里长城》、《云冈石佛》、《绥远移民》8部电影，编成一部大型纪录片《还我河山》，并广泛放映，以激发国人抗战情绪。 孙明经发表《金陵大学理学院电化教育工作述要》。 《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感光材料之特性曲线》。 孙明经发表《活动画大师狄斯尼会见记》。 《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孙明经《电视的领域》，自此，《电视》一书在该刊开始长期连载。 《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孙明经著《照相机自述》。 《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论银影》。 《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摄影原理》。 《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暗室设备》。 《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摄影灯光》。 《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摄影感光片》。 《电影与播音》月刊第2卷第7期发表《柯达天然色软片成色原理》的彩色封面及专文。该彩色封面为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唯一一期用彩色封面的期刊。 《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摄影化学的渊源》。 《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滤色镜》。 《电影与播音》月刊开始连载1937年6至7月孙明经拍摄电影和照片纪实的长篇文学专著《抗战前夕万里猎影记》。 《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吕锦瑷《百年来摄影化学进展》。 《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感光度对照表》。 《电影与播音》月刊第2卷第10期封面为“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电视摄影机”的照片，此为我国刊物出版史中第一次用电视内容的照片做封面。 1944年，《电影与播音》月刊第3卷第6期封二报道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携电影片14部到成都，赠送给金陵大学电影部。 《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孙明经写的摄影教材《景深之测定》。 8月，孙明经和吕锦瑷率同事和学生再进西康，孙明经除拍摄黑白和彩色电影外，还用莱卡相机拍摄135胶卷31卷底片，对1944年的西康做了多视野的照片拍摄和电影记录。 《电影与播音》月刊专文报道孙明经与吕锦瑷的西康之旅，并发表孙明经论文《电化教育与西康建设》。 孙明经手把手教年仅4岁的儿子孙建三使用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 1945年《电影与播音》月刊第4卷第1期为“彩色摄影专辑”，发表孙明经论文《三原色与四原色彩色摄影法》，介绍美国唐美斯刚刚发明的“堂美色”；吕锦瑷发表《柯达研究院院长米斯博士论——柯达色与新柯达色》；发表摄影教材《特艺天然彩色发明人——柯美思夫妇》；发表英国发明家何非博士与柯达研究院院长米斯博士对话：《彩色摄影》。 《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吕锦瑷专文《印相纸与放大纸之制备》。 八年抗战结束，日本投降！ 《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孙明经等人著论文《中国战后电影事业建设方案》。 《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吕锦瑷著《制备感光材料用凝胶之制法及其性质》。 《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影专”摄影学教材《微粒显影之理论根据》。 《电影与播音》月刊发表吕锦瑷专文《矮克发彩色片》。 孙明经、吕锦瑷和金陵大学全体师生筹备复原南京。 1946年，孙明经、吕锦瑷夫妇随南京金陵大学复原南京，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第九届新生入学。 联合国成立，中国成为创始国。 魏学仁赴美国。 孙明经第三个儿子孙建同出生（取“建设世界大同”之意）。 郭有守赴法国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处首任处长。 1947年，孙明经和胡适、顾毓琇等人一起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首届委员。孙明经、陈礼江、顾毓琇、顾颉刚、黎锦熙五人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大众传播组五成员。 孙明经和吕锦瑷起草《电影、播音、电视、摄影中文术语词汇中英、中法文对照表》，由顾毓琇、孙明经、顾颉刚、黎锦熙四人审阅通过并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备案。该表中的专业中文术语，成为自此以后该四领域的标准中文术语。 国共和谈破裂，解放战争大规模开始。 孙明经创建并开设“人像图片摄影创作与照相机前的瞬间表演课”。 孙明经拍摄彩色纪录电影《南京》，电影中留下了孙明经、吕锦瑷和他们四个儿女的彩色电影镜头，在该电影中年仅6岁的孙建三第一次用电影摄影机为父亲孙明经拍摄了一段彩色电影镜头，使孙明经的彩色银幕形象得以记录与流传。 孙明经拍摄彩色纪录电影《民主先锋》，该电影为中国第一部彩色有声电影，其中编入了1938年孙明经拍摄的重庆大轰炸的彩色电影镜头。 孙明经发表《大学推行电影教育举例——美国明理速达大学视觉教育服务处概况》。 吕锦瑷发表《新微粒显影剂——麦可多》，向中国摄影界介绍美国柯达高温微粒显影技术最新成果。 吕锦瑷发表《反正片冲洗法》，向中国摄影界介绍国外最新“反转片”和冲洗技术。 《电影与播音》月刊第5卷第3期封面介绍世界最新的可在烛光下拍摄的“电视摄影管”。 《电影与播音》月刊第5卷第1期发表《无线电摄影》一文，第一次在我国向摄影界介绍“非银盐胶片感光材料”的原理与实践。 《电影与播音》月刊由原来的“金陵大学私办”改为“教育部和金陵大学公私合办”，并改名《影音》月刊，英千里任社长（英若诚之父）。 194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开始反攻，并取得节节胜利。 孙明经在这一年中，为过去未最后完成的电影完成后期制作，《交通工具的进展》等14个纪录电影完成。 《影音》月刊于1948年11月在创刊七年后出版最后一期，宣告停刊。 南京城内学运风起云涌。 年底，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大大胜利，南京各大学停课。 1949年，解放大军渡江作战成功并取得大大胜利！ 南京解放。 原南京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学仁，为孙明经在美国争取到一个大学系主任职位并寄来船票，袁牧之、郑伯璋和白大方访问孙明经，邀请他为1950年“中央电影局南京电影训练班”设计课程并开课。孙明经被告知，该训练班学员将达2500人！为此，孙明经放弃举家赴美机会。 孙明经安排属下画家杨建候绘制巨幅毛主席画像，高悬于南京第一高建筑 ——南京金陵大学北大楼。 孙明经用照相机拍摄了大量记录解放了的南京方方面面的照片。 周恩来总理任命地下党员、北大化学系系主任、化学家袁翰清为中央科普局局长，科普局下设中央电化教育处，电化教育处主管全国电影教育、播音教育和摄影教育。袁翰清局长邀请孙明经北上就任中央电化教育处处长，孙明经因为已接受袁牧之、白大方邀请，正在筹建中央电影局南京电影训练班和南京金陵大学电影与播音系，未能北上就职，于是推荐学生吴光等人赴北京担任袁翰清助手。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编制“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目录”的学者，忘记把“电影学”和“电影教育学”编入目录。 孙明经、吕锦瑗夫妇率南京金陵大学影音部部分师生携全部教学器材北上北京，加入中央电影学校，投身北京电影学院的建校工作。 …… 1966年文革爆发后，孙明经自1931年接受老师嘱托所搜集的与我国电影教育相关的文献史料，全数被“工宣队”作为“黑材料”抄家抄走。1976年，这批标有“孙明经材料”的文献在工宣队从电影学院撤离当晚，全数在“朱辛庄”的大操场被工宣队作为“黑材料”一把火烧毁…… 1983年笔者43岁生日那天，父亲语重情长和我长谈一天一夜，最后他讲：“当年老师们嘱托我做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看来，对于我们这个全世界唯一用电影歌曲做国歌的国家来讲尤有分量，可惜我几十年的心血，未毁于战乱，却毁于无知者们的一把火，好在我现在记忆还好，大体有些什么东西还有较清晰的印象。现在我已经老了，眼睛和腿都不好，你能不能帮助我来重新把这些东西尽可能的找回一些，我们来一起梳理编辑，做成一部《中国早期电影教育史料拾穗》，以备我们的民族，有一天要回望那一段历史时，多少有些依据，也给后来的学者们，需要寻找史料时提供一些方便与线索。我知道要完全恢复我过去几十年的收集不太可能，我们已难以完成一部《史料文献大全》，但完全可以完成一部《史料拾穗》，尽我们所能，能做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你说好吗？” 1984年，孙明经重伤骨折，开始漫长的治病与疗养。 1992年，孙明经离世。 可惜，笔者到1997年才朦朦胧胧的悟出父亲语重情长的那一天一夜谈话的分量，开始寻找、收集与梳理。这一过程非常艰难，好在有些什么东西，东西大致在何处，父亲有所交代。 现在能报告大家的，父亲亲自拍摄和他带领学生拍摄的电影已找到83部。 父亲拍摄的底片已找到三千余幅。 父亲拍摄的照片已找到近万幅。 记录或与我国电影教育、电影高等教育、电视高等教育、摄影高等教育、播音高等教育相关的史料文献，已经找到数千页。 历时十几年的寻找与搜集，期间的难与艰自不必说了，让笔者感到温暖的是，电影学院管理后勤的干部赵永生，帮助找到工宣队撤离时销毁“黑材料”过程中，漏网的一批“孙明经材料”！ 电影学院后来分管科研的副院长侯克明教授，具体主管科研的科研处长姚国强教授，在笔者为寻找史料经济最艰难时，破格批给一个校内科研课题，拨经费一万元。 姚处长还在笔者经济极为拮据时，从自己的科研经费额度中为笔者报销一千多元的北京图书馆查阅与翻拍资料费。 电影学院党委书记籍之伟教授，也在笔者经济困危之际，在自己的科研经费额度中为笔者报销过北京图书馆的资料扫描费。 南京大学桑新民教授，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一万元给予支持，不仅提供笔者在南京查找史料文献期间的食宿，并安排他的博士生和硕士生给笔者担任帮手。 《中国科教电影史》作者，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教育技术中心”赵惠康主任不仅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一千三百元给予支持，还为笔者提供在上海查找史料时的食宿与交通。 《南京文化志》“电影编”主编、老革命、国家二级编导陈智，南京图书馆工作人员夏彪，都给笔者很大帮助。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校魏永康先生，在史料搜寻中给予很多帮助。 电影学院博士生导师钟大丰教授，为笔者提供重要文献——郭有守著《我国之教育电影运动》全文扫描件。 南京金陵中学校史馆负责人王庆云老人，提供1935年刊载在《金陵校刊》上孙明经为金陵中学开设“电视”课的讲义原件电子版。 北京图书馆珍藏部、过刊部、微缩胶片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利用部，南京大学图书馆，先后提供种种方便…… 当读者和研究者，感到这部《史料拾穗》对您有所用处时，请不要忘记上述列出的好心人对于这部《史料拾穗》成书过程所作出的贡献。 笔者的祖父孙熹圣、祖母孙隋心慈，父亲孙明经、母亲吕锦瑷，从1898年到贯穿整个20世纪在“电影教育”中作出的努力，是笔者得以编纂这部《史料拾穗》的原因之一。 蔡元培、陈裕光、郭有守、张冲、魏学仁、杨简初……这一大批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学界泰斗们开创性的贡献，为本书的内容搭建了骨架并奏响了华章。这部《史料拾穗》的出版，是对他们当年贡献的深深纪念…… “让史料和历史文献说话”是编纂这部《史料拾穗》的出发点与归宿。因此，在编纂过程中，除必不可少的说明文字以外，笔者尽可能减少对“史料和文献”的介绍与评说。对史料和文献中记载的内容的判断，笔者相信读者的睿智、见解与判断水准一定高于笔者。 我要真诚地感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吴兴元先生和责编陈草心对本书成书与出版做出的贡献，以及北京电影学院图书馆刘军馆长、姚国强处长、王鸿海副院长对本书出版所给予的鼓励与支持。 以上大家看到的内容，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个人在探寻那段已经过去的历史时感知到的一条线索。在这条线索引导下找到的史料与文献的第一编经过陈草心编辑的卓越工作，影印在这本书中呈给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