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穆堂旧影——夕阳山外山

　　每一张散落在民间的老照片，都是一扇窥测过去历史的窗户。
　　上面这张老照片拍摄于老济南，却在海外珍藏了半个多世纪，因一个偶然的机缘，辗转到了笔者手中。由此番经历看来，它理应蕴藏着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奥秘。但只可惜，余生也晚，虽经多方探询，仍难窥其详。如今仅知，这是一张当年齐鲁医院中外同仁在康穆堂前的合影照。昔之“齐鲁医院”为齐鲁大学附属医院的简称，“康穆堂”是齐大校园内的大礼拜堂，而这个“当年”不可能太晚，大约即是1948年夏天——济南战役前夕。因为时隔不久便“天翻地覆慨而慷”了。今知此照中，凡着白色西装打深色领带者，皆为当时的主治医师。可确认者，唯有其中三人。即：前排左起第三人，为齐大医学院英籍外教希荣德先生，时任齐鲁医院代理院长。端坐前排正中者，为时任齐鲁大学校长的吴克明。最后排右起第一人为医师高学良，原齐大医学院39级毕业生。至于其他中西人士则就一概不知莫辨了。不过，这似也无妨。因为不管齐大康穆堂，还是院长希荣德、校长吴克明，此一物二人身上，都颇有些故事——也就足够了。

五方共和汇齐鲁

　　昔日“齐鲁医院”由美英基督教会创办，是开近代济南西医先河之医院。
　　其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890年美长老会传教士聂会东夫妇创办于新东门外的“华美医院”（位于今新东门桥东岸后坡街117号），其后为1906年美长老会与英浸礼会联手，由聂会东、巴慕德等人联合创办的南关“共和医院”。今日隶属山大西校的“齐鲁医院”位于广智院街，此即当年共和医院与共和医道学堂之所在（见图片五）。
　　1917年齐鲁大学成立，原共和医道学堂成为齐大之医学院，华美医院与共和医院均先后并入齐大。而从1916年至1924年之间，北京协和医学院三个班、南京金陵大学医科、汉口大同医校、华北女子协和医校，也都先后并入共和医道学堂和后来的齐大医科，五方共和汇齐鲁，共同组成“齐鲁医院”。民国时代的济南齐鲁医院，与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同济医院、成都华西医院一起，并称为驰誉全国的“四大医院”。
　　齐鲁医院之所以享如此盛名，是与它当时经费充足、名医荟萃，国际信息畅通，且有高水平的后备力量，密不可分的。当年齐大医学院学制为七年，毕业生所获学位，并非学士亦非硕士，而是医学博士，而且是双料博士（海内外）！因此，昔日可与齐鲁大学比肩者，唯有北京协和医学院（其学制为八年，毕业可获国内外博士学位，要稍强于齐大），而全国其他大学医科，无论国立、私立、教会，皆难以望其项背。

毕业歌里康穆堂

　　那么，这与康穆堂又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昔日康穆堂位于齐大校园中心，与齐大校办公楼南北相对，既是齐大的标志性建筑，也是齐大重要校务活动的中心场所（见图片二）当年齐大毕业生典礼就是在这里举行的。据说昔日齐大医学院历届毕业生，就是先在康穆堂拿到盖着南京政府教育部大印的毕业文凭和博士学位证书后，再到广智院礼堂领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颁发之医学博士证书的。
　　请看，此即1928年齐大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在康穆堂前的合影照。

　　此图为由北往南看，毕业生身后之楼门即为康穆堂之北门。三扇深色木质大门，上为穹形玻璃顶窗，造型与图一中完全一样。上面那幅齐鲁医院中外同仁合影照，即拍摄于这个北门前台阶之上。
　　当年齐大学生人数很少，医科要读上七年，场场考试要人命，过五关斩六将下来，能读到毕业者，就更寥寥无几了。你看，这届毕业生归拢齐就这么十二个人，而排在前面打头阵的乃是三位女生，那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更有意思的是，笔者竟然还搜寻到了这三位“凤毛麟角”的倩影玉照——她们在康穆堂前的单独合影。只可惜，如今已不可能知道，此女中之俊杰，究竟芳籍何处，花落谁家了。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唯有别离多┅┅┅”。
　　上世纪初至30年代，这首由李叔同依照美国民歌《骊歌》曲调而重新填词《毕业歌》脍炙人口，风靡一时。当年的齐大医学院毕业生唱着它告别了苦读七年的齐大校园，康穆堂也在这毕业歌声中走过了它1936年抗战前的黄金时代。
　　1941年太平洋爆发，齐大校园被日寇所盘踞，1946年后三年内战，齐大校园又成为国民党守军兵营，康穆堂均遭严重破坏。
　　1952年齐鲁大学销籍停办，在1958年一片“超英赶美”的狂热声浪之中，康穆堂作为当年洋鬼子散布邪恶学说的藏污纳垢之地，终于被革命人民用铁镐和炸药包送上了天。
从此一劳永逸，西方“上帝”死了，康穆堂寿终正寝，也就不必担心再有什么破坏了。

抗战院长希荣德

　　当年洋教会办的齐鲁大学，英美等籍外教约占全校总数的四分之一。
　　这些洋老外多集中于咱们国人并擅长的系科。神学院自然仁不让，其次便是医学院与齐鲁医院。因此，尽管1931年齐大重新登记立案后，按南京政府教育部的规定，校长和各院院长，基本都换成中国人，但唯独齐鲁院长一职，则始终是洋老外担当。从1921年至1936年抗战前，其先后为：英国人惠以路、美国人海贝殖、加拿大人杜儒德、美国人毕范和、美国人王国栋，1937年后则为英国人普瑞格。
　　不过，如今人们仅知洋鬼子曾一度把持齐鲁大学朝政，却不知在当年的抗日战争中，这些洋老外也曾与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而希荣德先生即为其中之一。
　　希荣德为英国人，英名斯蒂尔（Still），汉名“希荣德”。上世纪20年代，他受聘于英国基督教长老会而来中国，先在山东青州医学堂任职，后到周村主持办医院。其间经常往来于周村与济南之间。其三个女儿即出生于齐鲁医院。他为之取名：希茹美、希茹兰、希茹丽。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齐鲁大学全部被日寇占领，所有英美籍外教均遭日军逮捕，后被集中关入潍县乐道院集中营。周村希荣德一家人亦遭当地侵华日军逮捕。但不知何故他们并没有被就近关入潍县乐道院，而是被遣送上海关入那里的“盟国侨民集中营”。
　　在铁丝网围起来的集中营地里，希荣德一家人过了三年苦不堪言的铁窗生涯。
　　那时他的三个女儿，最大的不到十岁。当时上海共有九个日军集中营，关押了六千多像希荣德这样的英美等籍“敌国侨民”。最大的是龙华集中营，关押了1577人，或许因希荣德是名医生的缘故，他们被关在一个主要关押老人幼儿的小集中营——原“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又称“沪西第三集中营”，原址为今上海动物园）。这里关了331人。但显然此时已毫无“俱乐”可言，作为日本人的俘虏和苦役犯，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国籍和名字，只有房间号码与个人代号。有意思的是，希荣德在填入集中营资料卡片时，添的是中文：姓名：希荣德、国籍：英国。而汉语“希荣德”的英文Still是“仍然”的意思，因此，他自豪地说：我仍然是英国人！
　　在关进来的初期，还可以与外界通信，除得到国际红十字会偶尔送来些救济品外，在集中营附近的中国农民也会冒着生命危险，隔着铁丝网送些吃的。随着日军战事的吃紧，越来越严酷，苦役、饥饿、瘟疫、殴打、恐怖，伴随他们度过了九百多个日日夜夜。希荣德在夜晚偷偷地写日记，他把这一切都记载了他的日记中。
　　其中有两个日子最令他难忘。一是，１９４４年１１月的一天，美军飞机在集中营上空低空飞过，去轰炸龙华机场。飞机带着巨大的轰鸣，从头顶擦过，人们甚至看见飞行员向他们挥手！二是，1945年8月15日，在附近楼顶上，七面旗帜迎风招展：美国、荷兰、英国、中国、比利时、俄国。难友们在屋顶欢庆到午夜。天空那么清！月光那么亮！
　　抗战胜利走出集中营后，1946年希荣德留家人在英国，又独身一人重返山东，供职于济南齐鲁医院，任该院代理院长。此图片一即为希荣德二女儿希茹兰，所收藏其先父当年所存照片之一。这位已逾70岁的英国退休女教师，为寄托她那段难忘的山东周村童年情怀和抗战中她们一家人与中国人民同生死共患难的烽火岁月，最近用英文写了一本回忆录，名为《风雨家书》。
　　希荣德是1948年夏天，济南战役前夕回国的。具体原因不详。因为直到1950年齐大外教尚鲜有“夹着尾巴逃跑了”者。后来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交战“殃及池鱼”，这些洋鬼子才被集体遣返回国。照片是山大高教授提供给笔者的。高女士的已故令尊高学良先生，早年是这位希荣德洋教授的门下高徒。由此看来，这幅图片很可能就是：当年希荣德回国之时，校长吴克明为其送行，齐鲁医院中外同仁们的合影留念。
但此一去，这位“抗战院长”也就回不来了。

收官校长吴克明

　　围棋的残局阶段称之为“收官”。如果把齐鲁大学的最后岁月喻作“收官”，当年的“收官校长”便是上面图一中这位相貌朴实憨厚的吴克明。
　　齐大历史上曾有两次南迁。一次是1937年抗战爆发后，举校内迁成都华西坝（史称“协和五大学”）。一次是1948年济南战役前夕，齐大医学院迁福州，文理学院迁杭州云栖寺。主持第一次南迁的是抗战校长刘世传，主持第二次南迁的即为收官校长吴克明。
　　齐大这次南迁：1948年6月离开济南，1949年10月重返济南。
　　吴克明(1898～1977)，字承敏，山东青州益都镇偶园街人，1919年齐鲁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留学美国欧柏林大学，获化学硕士学位，并曾在欧美多国留学考察，为我国知名化学专家。1937年抗战爆发曾一度到中央研究院药物研究所任职，从事中药提炼研究和防毒设备设计。1938年后任山西太谷铭贤学院院长（时内迁四川金堂县）。1943年冬前任校长刘世传辞职，1945年秋吴克明出任齐大校长，主持了抗战胜利后齐大复校返回济南的工作。
　　抗战校长很光荣，收官校长却有“反动”之嫌。因为当年这次南迁是曾被说成“在少数反动分子操纵下，裹挟部分人员和物资到了南方”的。这“少数反动分子”（后来改称“少数人”）虽未明言，自然包括校长吴克明。但这种说法是有悖事实和有失公平的。其一，据当年齐大在校学生的回忆：1948年齐大南迁并非“部分人员”， 而是除教务长杨德斋留守之外，全校400多名学生绝大部分都随学校迁到南方就读。而1948年6月的济南，已是孤城独悬，大战一触即发，地处南圩子墙外的齐大校园首当其冲。齐大为避免战争伤亡而迁徙似也在情理之中。
　　其二，当解放大军横渡长江之时，吴克明正在台湾和香港访友，但他并没有留居海外，但他并没有留居海外，而是重回战火纷飞的大陆。于1949年3月从杭州云栖寺出发，毅然返回解放了的济南。当时的“华东军政委员会”责成他将齐大迁回济南，吴在战火硝烟中南北奔波，于当年10月将齐大师生全部召回。当时一同回济南的还有那些外籍教师，并没有一个人就此回国或跑到台湾去。其三，实际上吴始终是个学者而非学官。他固然与国民党要员孔祥熙熟识，但他从未在国民党政界谋求过一官半职。1947年王耀武出于要和美国人打交道的需要，曾拟任命谙于英文的吴克明为少将衔“绥署”副秘书长，但他婉辞不就。
　　然而尽管如此，吴毕竟属于“反动旧营垒”里的人物，在当时其不被信任则是显然的。虽然吴克明的齐大校长头衔一直保留到1950年夏天，但1950年齐大学生毕业证书上的校长，署名和大印已换为他人。是年秋吴孤身离济赴晋，重回山西太谷铭贤学院任院长。
　　后来铭贤学院撤销，肢解为农学院和工学院，吴克明被打发到工学院教书，1957年打成右派，1977年去世，1978年平反昭雪，太原工学院曾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呜呼哀哉，一代学人。